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自我国首个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7年8月18日挂牌运行以来，经过一年的审判实践，取得良好效果。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决定在北京、广州两地增设互联网法院，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法院试点探索，健全完善互联网案件审判格局， 2018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至此，我国互联网法院试点已达三家。

　　为统一规范杭州、北京、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的线上诉讼活动，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7次会议于2018年9月3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6号，以下简称《规定》)，自2018年9月7日起施行。《规定》对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上诉机制和诉讼平台建设，以及在线诉讼的身份认证、立案、应诉、举证、庭审、送达、签名、归档等诉讼规则，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范。

　　1.互联网法院的全程在线审理原则

　　《规定》第一条要求，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全程在线为基本原则，切实践行“网上纠纷网上审理”。所谓“全程在线”，是指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互联网上完成。主体方面，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在线实施，法院受理的案件在线审理。流程方面，全部诉讼流程或主要诉讼环节均应在线上完成，实现“能在线、尽在线”。仅某一个具体诉讼环节在线完成，不能被视为在线审理。

　　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互联网法院可以决定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实践中，人民法院需要现场查明身份、核对原件、查验实物等情形，这些情形仅在线上是无法完成的，规定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但互联网法院的多数诉讼环节基本上在线上进行。

　　2.互联网法院管辖的主要案件

　　根据《规定》第二条，北京、广州、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十一类一审案件：(一)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二)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三)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四)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五)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六)互联网域名权属、侵权及合同纠纷；(七)在互联网上侵害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而产生的纠纷；(八)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因存在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纷；(九)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　(十)因行政机关作出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互联网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管理等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行政纠纷；(十一)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3.互联网法院网络诉讼平台的构建

　　《规定》第五条明确了互联网法院应当建设互联网诉讼平台(以下简称：诉讼平台)，互联网诉讼平台是法院办理案件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实施诉讼行为的专用平台，通过诉讼平台作出的诉讼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所需涉案数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相关国家机关应当提供，并有序接入诉讼平台，由互联网法院在线核实、实时固定、安全管理。《规定》中的“涉案数据”主要指互联网法院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依职权主动调取或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涉案电子证据、电子身份信息以及其他关联的电子信息。数据的调取、接入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和范围，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为此《规定》要求，诉讼平台对涉案数据的存储和使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4.不服互联网法院判决或裁定的上诉机制

　　《规定》第四条就当事人不服北京、广州和杭州三家互联网法院的一审判决或裁定的上述机制做出了具体规定：1.当事人对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但互联网著作权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的上诉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2.当事人对广州互联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但互联网著作权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的上诉案件，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3.当事人对杭州互联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5.电子数据真实性的认定规则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将电子数据新增为一种新的证据形式，但对电子数据的定义、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内容未作详细规定，致使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对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很难认定。对此，《规定》第十一条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过程的真实性：

　　一是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等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安全、可靠；

　　二是电子数据的生成主体和时间是否明确，表现内容是否清晰、客观、准确；

　　三是电子数据的存储、保管介质是否明确，保管方式和手段是否妥当；

　　四是电子数据提取和固定的主体、工具和方式是否可靠，提取过程是否可以重现；

　　五是电子数据的内容是否存在增加、删除、修改及不完整等情形；六是电子数据是否可以通过特定形式得到验证。

　　6.通过区块链等技术的取证方式得到确认

　　电子数据已经成为常见的证据形式，如何保障电子证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规定》特别规定了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等方式提交的电子数据，只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规定》明确了可采用“哈希值校验”、“可信时间戳”和“区块链”等防篡改技术等方式提交电子证据，这是《规定》在电子证据提交方式上的创新亮点。

　　2018年6月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一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进行公开宣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案之所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不在于案件本身，而是互联网法院首次对原告采用区块链技术存证的电子数据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并明确了区块链电子存证的审查判断方法。

　　按照传统保存证据的方式，这类案件的原告通常要将被告发表侵权文章的页面保存并进行公证。但该案中，原告通过第三方存证平台，进行了侵权网页的自动抓取及侵权页面的源码识别，并将这两项内容和调用日志等的压缩包计算成哈希值上传至Factom区块链和比特币区块链中予以固定和防篡改。这是我国首家互联网法院对我国首例通过区块链取证的电子证据予以采信的判例。

　　据了解，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8年6月首次确立了区块链电子存证的法律审查规则，2018年9月又建立了司法区块链平台，解决电子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生成、存储、传播、使用，特别是生成端的可信问题，以共建共享共治理念推动互联网行为规范化。据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介绍，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平台自2018年9月18日上线运行以来，截至2018年12月，平台存证量突破1200万条，通过司法区块链平台前置调解纠纷191件，正式立案88件。

　　鉴于电子证据收集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规定》明确了当事人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电子数据技术问题提出专家意见。为了进一步证实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互联网法院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委托鉴定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或者调取其他相关证据进行核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

　　2018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3届检察委员会第5次会议正式通过《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高检发侦监字［2018］12号，下称：《指引》)，《指引》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行了定义，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设置骗局，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骗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

　　《指引》要求，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以下简称《意见》)，除了要把握普通诈骗案件的基本要求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七个问题：一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界定；二是犯罪形态的审查；三是诈骗数额及发送信息、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四是共同犯罪及主从犯责任的认定；五是关联犯罪事前通谋的审查；六是电子数据的审查；七是境外证据的审查。《指引》除了要求重点注意上述七类问题外，还规定了审查证据的基本要求，包括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以及社会危险性及羁押必要性审查等。

　　《指引》要求除审查逮捕阶段证据审查基本要求之外，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还应坚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保证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均已排除合理怀疑。

　　《指引》对“此罪彼罪”做出了详细的界定，在一些案件中，尤其是利用网络钓鱼、木马链接实施犯罪的案件中，既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又可能存在秘密窃取的行为，关键要审查犯罪嫌疑人取得财物是否基于被害人对财物的主动处分意识。如果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行为获取他人财物，则应认定构成盗窃罪；如果窃取或者骗取的是他人信用卡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9号)，则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如果通过电信网络技术向不特定多数人发送诈骗信息后又转入接触式诈骗，或者为实现诈骗目的，线上线下并行同时进行接触式和非接触式诈骗，应当按照诈骗取财行为的本质定性，虽然使用电信网络技术但被害人基于接触被骗的，应当认定普通诈骗；如果出现电信网络诈骗和合同诈骗、保险诈骗等特殊诈骗罪名的竞合，应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定罪量刑。

　　《指引》要求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应当从以下六个方面对电子数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1.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2.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附有笔录、清单，并经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没有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是否注明原因；对电子数据的类别、文件格式等是否注明清楚；

　　3.是否依照有关规定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是否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

　　4.电子数据检查是否将电子数据存储介质通过写保护设备接入到检查设备；有条件的，是否制作电子数据备份，并对备份进行检查；无法制作备份且无法使用写保护设备的，是否附有录像；

　　5.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利用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网络远程勘验收集到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的，是否随案移送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和所收集的证据材料，是否对其来源等作出书面说明；

　　6.对电子数据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是否具有司法鉴定资质。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正式上线

　　2018年8月29日，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新华网承办的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在北京正式上线。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是治理网络谣言、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大举措，旨在为广大群众提供辨识谣言、举报谣言的权威平台。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迅猛发展，但也出现一些问题，网络谣言时有出现，误导了公共舆论，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网民的合法权益，对社会发展稳定产生了干扰。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迫切要求加强治理。为回应群众关切，解民所需，释民所惑，推动辟谣工作常态化、专业化，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应时而生，这标志着网络谣言治理进入了新阶段，对于实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以及“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设立了部委发布、地方回应、媒体求证、专家视角、辟谣课堂等栏目，具备举报谣言、查证谣言的功能，可以获取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权威辟谣信息。平台还可以起到大数据精准识谣、联盟权威辟谣、多终端立体传播、指尖即时查证、关口前移防范的作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建立，得到了中央党校、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7家指导单位的帮助，以及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地方区域性辟谣平台、门户网站以及专家智库的大力支持，构建了对网络谣言“联动发现、联动处置、联动辟谣”的工作模式。